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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之歌

作者:召稼楼人发表于:2018-03-30 09:20:26  短篇世态杂文关注度:杨柳岸网络文学为您统计中..

新澳博:  俗话说得好,绳短不能汲深井,浅水难以负大舟。

掐指算算:这辈子的工龄有45年。

45年前,上海彭浦火车站的汽笛,为我和千余名中学生放逐六千里之外的边疆山村,作了一次祭奠;没料到那声声悲鸣,却是敲响我自谋生计的警钟。

数十年辗转大江南北,回了上海退了休,从起点又到终点。

退休了,最先发觉不同的,是每时每刻都伴随身边的那串沉重而庞大的钥匙,忽然瘦身了许多,原来都是放在公文包里,现在揣在裤袋间也不显棱角。那是因为去掉了办公桌抽屉的若干把钥匙、去掉了3只文件柜的若干把钥匙、去掉了办公室大门包括玻璃门防盗门若干把钥匙,还不包括那张门禁卡;留下的只有进入自己小区的一张门禁卡与打开自家房门的一把钥匙。这样的瘦身,就让原本沉重而庞大的钥匙串变得灵巧且节俭。

我颇有点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
退休了,原本大天白日里隔不多会儿便要翻阅手机生怕错过什么重要指示、半夜三更提耳悬心留神铃响的习惯,现在已属多余。老板不再指派任务检查进度,下属也不再上交难题、过节也免接了嘘寒问暖的客套。

有幸让我体验到人生难得的寂寞。

这寂寞让我有充裕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这才是自我生活的开始。

不是吗?从我第一次上幼儿园,两只小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啼哭着不肯进去开始,我的人生有了社会的限制与约束。更不用说自食其力后的磨难与压力了。

日前,司机将我办公室柜子里的书籍笔记本装了四个纸箱运回来。晚饭后,我独自坐在夹道里整理这四箱东西。谁知这一整理,却弄到了夜深人静。说是整理,实质大半时间是翻阅,那历年笔记,让我像阅读传奇演义般地不肯松手。

在我人生最低层的阶段,肉体上的劳累、饥饿、困乏与精神上的苦闷、屈辱、绝望时时折磨着自己,但也不乏许多值得自己怦然心动的骄傲。当农民的第二年,我的铲地和插秧速度在生产队名列前茅,令人兴奋的是,将一头蛮悍的小牤牛,在半个月里训练成了犁田“好手”;在公社供销社卖货,我的“一秤准”是店里招牌:秤15斤之内喂牛的粗盐,秤盘一抄下去误差只在一、二两;独自办了一家乡村照相馆,上午拍照、下午修版、晚上洗印,没说过苦,每天营业额是我日工资的200倍,没想到要过加班费,而且,我的修版技术,在州里都出了名。

后来,我在县里当了办事员,再后来,当了个小报记者。从此之后,离开体力活的我一直拥有着窗明几净下的办公桌。然而,脱离了胼手胝足、放浪山野的“卖力气”,反而失却了自以为傲的“怦然心动”。其中缘由我也没法说清楚。唯一值得宽慰的是,对待工作从不懒散懈怠,对得起自己,也对得起这45年的“工龄”。

45年间,留在笔记中还能让我身历其境的,是三次十分无助的“疑难杂症”……

被逐——

34岁那年经民意测验,我当上了人事处长,又上省党校学习;省组织部领导说: 好好干,40岁前拿下个“厅级”。这何曾不是我的愿望?

于是乎,我上省图借阅了欧美、苏联、东欧等十余种人事管理书籍;还从亲朋好友处得到了各样的人事改革材料。白天坐班,晚上看书备课,抽出时间写自己的改革方案。

上级部门赞赏我的方案,让我搞编制试点,参照指标是守住500人其中须保证300教师编制的底线。

然而,单位领导同志依然公事公办地让你了解这个人研究那个人(有不少是各式关系户)。“了解”、“研究”是托词,要你办理调入或升职是正解。我一开始还向领导解释: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岗位那个人不具备任职条件。领导同志唬着脸并不吱声。

时间久了,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在坚持原则。有不少人给我鼓劲;老教授还登门要做后盾来支持我。面对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,我越发大公无私刀枪不入。对于领导推荐的,我认为不合适,干脆在名单上洋洋洒洒地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,要不,你领导自己批去。

于是,领导同志沉不住气了,将我叫进办公室。几个轮回,我据理力争,让他很是下不了台:“不要忘记,你这个处长还是我一手提起来的。”

我回敬道:“一手提起来的我也得按原则做事。”

“你这不是和党委闹别扭?不想干就说一声!”

“闹别扭我不敢,不当处长去教书倒是照样有饭吃。不过,这个处长我干得还算称职,恐怕没谁有理由叫我不干吧?”

领导一时语噎,对着我“嘭嘭嘭”地捶桌子。

我不愿意受这种窝囊气,将一只方凳一脚踢出房门,转身就走。自以为有上级部门、老师群众支持,就可以昂首挺胸不弯腰了。后来方明白我这官当得是如此幼稚而可笑。

果不然,除了在公开场合听到指桑骂槐之外,背地里有人在搜集我讲课的自由化倾向。感激我教的两个班学生保护了他们无助的老师:一致反映我的讲课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(实际上,我讲的《港台文学》与《比较文学》真要从中找碴,那不是易如反掌?)

于是,学校有人又疏通了省里有关部门(因为人事处长任命撤职要经省组织部同意),要了一名转业的团级来顶替我。得知情况我便到组织部干部处找处长:我一没犯错误;二要顶替我的那位年龄比我大,没文凭,且不懂教育,转业的不是降级使用吗?这样使用调换干部我不服。处长为难地说:都是上边压下来的。给你安排在交通厅当个处长吧?我一口拒绝。

要拿掉我这个处长的消息,也让许多“后盾”纷纷解甲归顺,有见了面尴尬不说话的;绕道不想打招呼的;有的在我手上调不进家属亲眷,竟然兴灾乐祸的……唯有那位谢老,在教学会议上义正词严地疾呼:“小范是为数不多的正派人,凭什么要换掉他的人事处长?四人帮都倒了,怎么还是没有公理?”

我明白自己十分无助,再坚持下去没有意义。我决定要走:去特区。在我要走的这几天,据说在大会小会将我当反面教材:说是在重要时期临阵脱逃。我一概不予理睬。然而,我要走,走得也不顺当。因为组织关系没有转,后来正巧要重新登记,却不让我登记。理由是说我敏感时期到了帝都广场,搞了什么活动?那时我得了歌词比赛奖,原定去京参加颁奖,后因“风波”,主办方就将奖品寄了过来。至于“参加帝都广场的活动”,纯属莫须有。我不得不求助统战部同学曹虹冰,她负责五局工作。因为学校某领导的亲戚是统战部的负责人,负责人看在曹虹冰面子上打了电话帮了忙。因此,才允许我将组织关系与人事档案一併拿了出来。

俗话说,要做好一件事情,需要有好的朋友;要完成一项事业,需要有好的对手。虽然自己没成事业,却让我有了一个认识:这个好对手,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,而是一种体制一种势力。单枪匹马的我想要独树一帜,那无疑于唐吉诃德挑战风车一般愚蠢。

事隔几年,这个本打算成为省内规范编制的典型单位,人员却超出了100%,且打杂的远超了教书的。对国家来说,也许只是冰山的一小角。在这样的体制下就是有十个正派的“小范”也得“落荒而逃”。

被抢——

那是个多事之年。当时公司完成了股票的社会募集。其中有位股东阿南,认购26万元股票,被选为公司董事会董事。因我是董事会秘书,所以相互熟识。“风波”过后,公司混乱;老板出走,资金断链;负债经营,难以为继。当时派我到海南当总经理,实则守摊。单是守摊倒也罢了,不料守出了一桩“抢货”案来。

刚到海南,阿南就登岛来“看我”。那时我离开学校不久,完全是用读书人的交友方式在商圈里应付周旋,显然不合时宜。读书人之间有了隔膜最多在肚子里嫉妒在嘴巴上交锋,没有明里暗里的刀光剑影。

我住的隔壁一间放着130多万元的计算机零配件。于是阿南计从心起,想将这批货物当筹码,向总部讨价还价以补偿认购股票的损失。那时我手下只剩5个人,包括做饭的全被他私下收买。一日夜晚,阿南雇了两名打手威逼我:说自己是股东,有权让我交出房间里的所有货物;而公司其他人则隔岸观火。势孤力单的我只得采取拖延战术,想拖到第二天再作计议。

当晚,阿南睡我屋里,两名打手睡客厅。我躺下后隔床还想对阿南作软化工作或躺着想想计策,然而,没几分钟就睡死了过去。

第二天一早,阿南就将放货的房门强行打开。此时我已与总部打通了电话,总部意见:先封存货物,双方均不动,等总部派人来解决。

见阿南满口答应,我也放下心来。(现在想来,当时我怎么就如此轻信?为何我不报公安不雇人来看守货物?)谁知乘我不在,阿南将货物抢走。而我却蒙在鼓里。

阿南与手下的人也悉数离开公司。

当总部来人方发现货物已经搬空。来人看到公司尚有油水可拿,便借机想挤走我,向总部添油加醋,造成我与阿南“里应外合”之嫌;又报公安局对我立案侦察。其实真相很明确,“抢货”系阿南所为,他家就在东莞,公安却说没有经费去不了。

相隔没两日,总部一起来的有位好心的女孩,乘其他人去了公安局,便向我透露了消息:说今天上午公安就会来拘捕我,尽管以后真相会大白,但进去受几顿打也够惨的。

情急之下我将公司9枚印章全部装进密码箱,省得你们盖了公章好让公安来抓人。

我慌里慌张地离开了公司。

我用电话联系上了朋友阿华,他是来海南开影院的。他在解放路附近租了间房子正好没人住,让我暂时在那里躲避一下。

那是一幢二层楼的房子。一楼是卫生间,二楼是房间,一张床一张桌子,有门通外面的小平台。当天下午,阿华带来了他打探到的消息,说机场与港口都有公安在查找我,我心里不免害怕。我让阿华替我给总部打电话:如果不撤消公安对我的辑捕,我将反起诉。总部则强调让我回去,不要将事态扩大。但谁来保证我的人身安全?

于是,我整天傻傻地呆在屋里。每天下午等候送饭的阿华来。人变得十分警觉,楼下稍有动静,似乎就是与我有关;巷子里有人问话,就竖起耳朵听,是不是有人在打探我?别家敲门,也疑心是否在挨家挨户搜我……

开始也不敢开门到平台上去,只在窗前远观马路。我羡慕路人能够无拘无束的随处行走。真的,一个人只有在失去自由后才会体会到自由的可贵。

几天后,才试着开门出去站在平台上,看着一幢紧挨一幢的房子,设想着万一搜查到我,这倒是一处逃生的通道。便向四周目测,自己能不能跃过2米多宽的空间,跳到对面一家的平台上?

漫长的11天。我觉得不能坐以待弊了。于是,在傍晚天将擦黑时,阿华送我到琼山长途汽车站。坐上了开往琼海的汽车。我的目的是要去三亚,打算坐轮船从那里到广州。

我警惕着车上的动静。好在乘客不多,基本上是些老头老太,我的心稍稍平稳下来。两个小时后到了琼海。琼海是《红色娘子军》所在地,见到椰林婆娑就想起娘子军们,让我亲切、温暖。尽管双脚落地像是踩在棉花堆上(我知道这是十来天没有走路的缘故);但情绪很好,好象党代表洪常青在给我指路,眼面前很是光明。

我找了一间不错的宾馆。头件事就是洗澡,彻彻底底的洗,要洗掉这漫长的11天里所有的污浊肮脏。然后到楼下红光闪烁的夜排档里,点了半只盐焗鸡、半斤白灼虾、一盘蠔油空心菜,两瓶百威啤酒,一个人且饮且盘算后面的路程。

隔日清早,我乘汽车到了三亚。但三亚到广州当天没有航班,只能在三亚住一晚。

第二天是午后一点的船。我早早吃了午餐,提着装有9枚公章的密码箱往码头走。

此刻,码头检票口已经排了有20来米长的队伍。我老老实实地排在队尾。发现队伍前方有两个戴着大盖帽的公安人员,低头看着手中的什么,又抬头指指点点的。我觉得很有问题,不会是拿着我的照片在队伍里辨认?我越寻思越觉得可疑,我问自己是否返身离开队伍到别处暂避一会儿?正踌躇着,那两人却返身离开了。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,但手心里却攥出了汗水。

上了船,平静地躺在三等舱里听着《红楼梦》组曲。突然想起密码箱,用手一抓没有,顿时一阵心跳,原来密码箱放在床底下。我的密码箱里只有9枚不值钱的公章;若小偷以为密码箱里有值钱的东西,偷走打开却是几枚破图章,一气之下,往大海里一扔,那可惨了,我怎么回去交待?

我提着密码箱找到了值班的船警。船警笑笑:拿10元钱保管费就行了。我感谢再三如释重负。

48小时后,客船到达广州。巧的是阿华也从海口赶到广州办事,知道早晨有一班从三亚来的客轮。当见我走下舷梯,他正要喊我,发现一名船警捏着我的双手不松开,阿华心想:不好,是不是在给我戴手铐?他赶忙躲进旁边的货堆。直等到我提着密码箱上了码头,他才从后面追上来。其实刚才是船警等在舷梯口送还我的密码箱,再与我握手道别呢。

来到广州,好象地下工作者到了解放区一般,天也蓝地也绿,脚也轻松人也振奋。我马上寻到《花城》的田瑛,将我的情况简要说了。田瑛极具江湖义气:有我朋友在,啥也不用担心,不管你是否参预抢货,我都会提供帮助给予方便。几句话让我哽咽许久。

田瑛带我找法院院长,院长让我掌握些材料直接起诉阿南。田瑛给我一只小型录音机,揣在怀里作收集证据用。于是我约出阿南。阿南倒是直言不讳,承认货物是他所为,存放在海口某处。但他拒绝拿出来,要总部将26万股票款作为交换。这段谈话,我不露声色地用录音机录了下来。

我电话告诉阿南,即将要起诉他。当晚,阿南给我回话,说他马上将离开中国去玻璃维亚(实则是吓唬人)。但我心里没底,若他真走,我不是要背一辈子“抢货”的黑锅?我又与总部联系,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后果影响一一陈述,总部同意直接与阿南交涉,答应他待公司情况好转后予以补偿;另外,还给了他一个业务督察的头衔,并在总部安排了办公室。阿南也知道硬撑下去对自己没好处,现在有了这样的下台阶,也就交出了被抢走的货物。

“抢货”事件结束,临近春节。我住在广州流花宾馆等回去探亲的机票。阿南来向我赔礼道歉。我告诉他,有了你这位“朋友”,才叫自己体验到了江湖险恶。他拿出一叠钱塞给我,我笑了:不拿这个钱,我的人格比你高;若拿了钱,人格倒反而不如你了。

被赔——

我所在的公司,对客户与业主的服务一向比较认真与周全,这让绝大多数人感动;然而,也会有让你啼笑皆非的“亚文化”发生。

不知何故,楼上尚未装修的房子有积水,渗到了楼下王先生的房间,顺着天花板流入橱柜。按一般程序是报告物管落实工程部对渗水点进行维修,将橱柜恢复原样或予以掉换,视损失情况再酌情给予补偿。然而,王先生并不想按程序解决,不找没钱的物管,要寻有钱的开发商;寻开发商,认定了专找有权的领导。于是,将我们的投诉服务小姐拒之门外;工程部经理上门进行劝解,也是吃了闭门羹。于是我打电话给王先生:先接受我们的维修,然后再谈赔偿。

几天后。我在工地,办公室打来电话:门口来了一帮断腿缺手的,敲打着玻璃大门要强行进入,怕玻璃要被摇坏。

我让办公室打110并开门让他们进。随后我与工程部经理等人一起赶去办公室。

还没进公办大楼,就看见大门外停着齐刷刷的廿多辆残疾车。有围观者还猜测:是不是这里在召开残疾人会议?

上了28楼,敞开的玻璃大门两侧,一左一右两把椅子躺着一男一女,男的缺条腿,女的缺条胳膊,头上都扎着白布条,像被人打伤了的惨状,引得其他公司人员看热闹:是不是打群架?

进入室内,会议室全被拐杖们占领,会议桌上满是东倒西歪的喝水纸杯,叽叽喳喳俨然成了茶馆店。

员工卡位上,坐着四位警察,另有十来名协警或站或立。

我对警察说:这和私闯民宅有何区别?为什么不把他们弄走?

这时,会议室里的人也过来了,有一位拄拐杖没有腿的壮汉到了我面前叫喊着:不赔钱就想让我们走?你做梦吧!余者呼应道:不赔钱我们就住这里了,不走了!

工程部经理告诉了我谁是王先生,我严正地对他说:你不想按正常途径解决问题,而是带了不相干的人来胡闹,侵占办公场所,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?

这时无腿壮汉举起拐杖要朝我头顶砸来(很大程度是摆架式),被警察拦住。警察将我拉进里屋:“这些人谁都奈何不得他们。”

“警察都怕?我们百姓还有什么指望?奥运都结束了,还要继续迁就?”

“不还有世博嘛?在我们管的辖区马虎不得。”

我明白似乎又不明白:“难道世博就不要王法了?”

这时,外面开始骚动起来,有的说肚子饿了要吃饭,有的说身体不舒服要躺下,更有甚者说控制不住了,马上要大小便了……

我被弄得没一点脾气。望着满屋子的苦难兄弟,我既恨又怜:责怪他们吗?他们也是为了糊口,凡景况好一些的,谁愿意为几十元钱,被人作道具耍?

我只有先退一步:答应明天和他们的代表谈;若再纠结众人来办公室,警察一定要履行职责。警察说肯定来。

第二天下午,王先生说生病了,指派一亲戚老太与那位无腿壮汉作代表。开门见山要赔XX万元。见我们头摇得坚决,一个说残疾车里有刀,曾砍了谁谁;一个便窦娥般哭喊,说心脏动过大手术,随时要发作。我心里清楚那纯是想引发争斗。我们心平气和地忍耐,要喝茶的端茶,要咖啡的送咖啡;该到点吃饭,雪菜肉丝面、排骨炒年糕的招待。他俩见我们不温不火也没了大吵大闹的由头。

耗时的一轮接一轮谈判。赔付降至一半,便卡了売。

对方对我说:知道你住在哪里。要不,我们带了兄弟们上你家里坐坐?我说:如果不在乎法律,就请便。

回家后与太太商量,必要时咱们得挪个窝。太太挺配合,准备了一包一箱的细软,一有风吹草动,立马撤退。

静观了数日。有人打探到了消息,说对方包了一辆客车正在组织40人的队伍前往苏州,一是旅游逛虎丘拙政园,二是到总部大楼拉横幅抗议。我马上与警察联系,请求说服阻止。但得到的回应却是“你们公司有实力,出点钱买个平安吧”的劝说。

我与总部联系,总部认为上海方面的问题要在上海解决,可不能让他们到总部来胡闹,损害了公司形象,得不偿失。

这事烦得我心绪不宁,将其他的工作也压下一大堆。若不负责任地赔吧,让公司内外笑话不说,我心也不甘;若像某人所献的计策:喊一帮黑道来吓吓他们,这不但总部反对,出了事我个人也担不起。无奈,继续恢复会谈。先和颜悦色稳住对方,私底下又央熟人去说服对方的亲戚朋友,一起做工作。

俗话说:忍者无敌。最后双方都疲惫了。于是在赔付某数的尺寸上达成了协议。其实,这并不是我们赔付过的最高金额,但赔得窝囊、憋屈且不近情理。

经过这番较量,那位无腿壮男对我竟以朋友相称。临走握着我的手:下次有办不了的事,尽管找我。

我赶忙回答“没事没事”。

双方就此“和谐”。

整理完四箱子东西,脑子里装满了曾经的“疑难杂症”。上了床,继续在梦境里发酵:站在自己管控的幢幢楼房面前,眼见外立面布满裂缝,仿佛一只只大蜘蛛从上到下地在墙壁上伸展开来。我惊恐万状,这可怎么交房啊?

梦被惊醒:我慢慢记起来,自己已不在岗位上了,“疑难杂症”也离我远去。这心才略略定下来。

从此,每天清晨,我可以悠悠然地睁开双眼,望着窗外的晨曦做着床上“八锻锦”;我可以倚着栏犹如局外人般看着马路上的匆忙行人与缓慢车流;在别人上班时大模大样地游公园逛商店;在非休息日与老伴包间打折的KTV,从《让我们荡起双浆》到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,大半天地一路唱下去……

歌声里,我找回到了懵懂少年的天真;歌声里,我又品尝到了恋爱花季的甜蜜。

我在轻松与寂寞中唱着自己晚年的赞歌——

这就是迟来的“退休之歌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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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:OK庞广龙
关于短篇世态杂文《退休之歌》的编辑点评:

时间久了,上上下下都知道我在坚持原则。有不少人给我鼓劲;老教授还登门要做后盾来支持我。面对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,我越发大公无私刀枪不入。对于领导推荐的,我认为不合适,干脆在名单上洋洋洒洒地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,要不,你领导自己批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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